城市旅游公共行為比較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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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公共行為比較研究探討
城市旅游公共行為比較研究，，而且可以看到不同旅游城市公共行為的差異。由此，三層次城市旅游管理體制顯示出較明顯的優越性。
通過幾次政府機構改革，城市旅游公共行為在管理功能上得到了加強，出現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城市旅游管理體制：一是撤銷旅游局，成立旅游管理委員會(簡稱旅委會)的“上海模式”;二是保留旅游局，成立統管當地旅游業發展及相關的所有事宜的旅游發展委員會，即“桂林模式”;三是設立風景旅游管理局，行使旅游局、園林局的職能的“肇慶模式”;四是將旅游局機關和所屬旅游企業分開，實現“政企分開”的“北京模式”;五是單設旅游局，下屬部分旅游企業，負責旅游行業管理和下屬企業的發展的“傳統模式”;等等。如何認識各類管理模式的利弊，構建有利于旅游企業績效提高的城市公共管理體制?為此，本文對兩個城市進行旅游企業績效與公共行為比較管理實證研究。
一、采用的測量模型和調研方法上個世紀末，英國的邁克爾、美國的霍夫斯泰特、日本的三隅二不二等行為科學家完成了“企業——市場測定表”、“企業——文化測定表”、“企業——管理測定表”等組織行為與企業績效相互聯系的三個測量模塊，并在實踐中確立了該領域主流地位。【·】在此基礎上，筆者構建了“企業——政府測定表”，將組織行為與經濟績效測量模型由現有的三模塊擴展為四模塊，使得測量模型內涵更加豐富、功能更加完善。(見《管理世界}2004(3)V145—147)[21“企業——政府測定表”針對旅游行業特點，重點分析“總體規劃、政策法規、調控機制、管理效應、公共物品、城市環境、宣傳促銷、公共服務”有關公共行為，意在準確測定企業對國家宏觀政策的知曉度，對政府間接調控的反響度，對直接公共行為的回應度。該表從形式上看，測定對象是企業，但在實質上反映的是公共組織行為與企業經濟績效的相互關系。這是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一張關于政府“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的測量表。
本實證調研，選擇了江蘇省內的兩個省轄市，一個在蘇南，一個在蘇北，區域條件、經濟實力不盡相同，有一定的代表性。兩地分別抽出lO個旅游企業，其中包括3個旅行社、2個旅游星級飯店、2個旅游景點、2個旅游定點企業、1個旅游車隊，這些企業在當地旅游行業中有一定的代表性。為了遵守行政調研和企業咨詢的有關約定，本研究不公開城市和企業的具體名稱。
調查以問卷法和訪談法為主，每個樣本企業主要以管理干部為測試對象，有些企業(如旅行社)人數較少，導游和外界的聯系比較緊密，流動性又比較大，故有較多的非管理干部參加測試。抽取的被試人數均超過該企業干部的三分之一，符合統計學基本要求。
對企業的實態調查是根據國際規范的企業咨詢和企業診斷三部曲的操作要求進行的。經過半年的時間，筆者完成了“收集一處理一反饋”三階段的工作。
根據現場調查的結果，筆者將A市l0個樣本企業按經濟績效從低到高排序為A1一A10，B市雷同。為了敘述方便，筆者再從兩市20個企業中抽出l0個，按D1一D10重新編號，情況如下：
1.經濟績效較差值的企業：D1(A1)為旅游車隊，該企業由于80年代初進口的7輛旅游大客車全部到了報廢期，再由于對外承包不規范引發了許多問題，以至車隊經營困難，虧損嚴重，資不抵債。
2.經濟績效較低值的企業，D2(B1)為人文景點、D3(B5)旅行社、D4(B6)旅行社，這3家企業經營比較正常，但問題不少，主要表現為無發展后勁。
3.經濟績效平均值的企業：D5(A4)旅游定點商店、D6(A7)旅行社，前者是在景點門旁經營旅游紀念品的.中等規模商店，后者的營業門面設在鬧市區，二者的地域條件都不錯，經營狀況卻一般。
4.經濟績效良好值的企業：D7(B8)、D8(B10)，前者是經營時間較長、有一定知名度的旅游景點，后者是當地首家新建的四星級旅游飯店，基礎條件比較好，這兩家均是當地的明星企業。
5.經濟績效優秀好的企業：D9(A9)、D10(A10)，這兩個企業均是省優秀企業，其中D10被列入國家首批AAAA級旅游景點;D9被列入2008年江蘇省旅游飯店前50名。
表1是企業對旅游行業公共管理組織行為8個綜合因素的測量值，共可得到1O組數據，前8組是每一個旅游企業對單個綜合因素的單項態度指數，是由表1企業對旅游行業公共管理組織行為8個綜合因素的態度指數序號綜合因素均值D1I)2D3I)4D5D6D7I)8I)9D101總體規劃12.337.97.21O.315.511.715.613.412.412.8l8.52政策法規l3.968.57.915.115.513.817.412.517.918.317.73調控機制l3.287.67.911.817.917.315.713.115.215.715.64管理效應15.411O.47.915.8l5.1l0.815.91722.822.119.35公共物品15.3411.41413.512.117.115.62n4l9.213.32l_46城市環境15.898.211.215.O12.217.218.915.517.8l9.215.77宣傳促銷17.787.915.915.717.115.217.62O.619.218.922.78公共服務11.187.27.9l5.613.87.012.88.515.415.111.5Iv模塊合計113.1768.172.3l08.81l5.2107.1127.5120l39.9135.414O.4表中第4—13列和第2—9行的數據組成。單項態度指數已列入另一專題實證研究，本文就不作介紹。第9組數據是單個旅游企業對城市旅游管理體制所有組織行為總體態度指數，是由表中第10行數據組成;第1O組是lO個企業對單個綜合因素總體態度的均值，是由表中第三列數字組成，本研究主要從總體態度這一層面進行實證分析。
(1)圖1是旅游企業對每一項公共行為總體態度均值圖。圖的縱軸顯示企業態度的分值(即分值軸);圖的橫軸上1—8是表l中第1列的8個序號，分別代表公共行為的8個綜合因素(即綜合因素軸);圖中的點為表1中第3列的數值。該圖表明10個旅游樣本企業對公共行為單項綜合因素總體的平均態度。
綜合因素1為總體規劃，該項目的均值為12.33，該均值在8個綜合因素中分值居倒數第二位，這說明目前城市的旅游規劃整體水平比較低，旅游企業對政府的期望比較高，但對旅游規劃的公共行為知之甚少。這說明旅游規劃和企業經濟績效有著直接的相互關系，但現實的旅游規劃遠遠不能滿足旅游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待進一步加強。
綜合因素2為政策法規，該項目的均值是l3.96，在8個均值中排名第五。理論上，政策法規是城市旅19l613l01Z34b68圖1旅游企業對單項公共行為態度均值游管理體制的核心，在發達國家公共組織的主要任務就是制定法規、執行法規，企業對此感觸很深。但實踐中，被測旅游企業的法律、法規意識較差，從另一角度也能看出我國旅游行業立法、建章嚴重滯后。
綜合因素3為調控機制，其均值為13.28，分值較低。
其原因是，目前的旅游企業大多是部門所有，產權界限不清，財政、稅收、金融等體系對旅游業的扶持仍停留在原有的運作機制下，投資主體單一，政府管理手段簡單，非政府組織難以發揮作用，即旅游調控體制亟待改革。
綜合因素為4管理效應，其均值為15.41，在8個綜合因素中居第二位，這說明盡管我國各城市旅游政策法規還不健全，調控機制仍不完善，但各城市旅游局都很盡力，尤其在行業年審、接受旅游投訴、治理整頓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綜合因素5為公共物品，其均值為15.34,分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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