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主導的海洋世界體系對中國的影響論文

　　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時期(1837-1901年)，即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逐步確立起了全球海上霸權，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以英國為中心的海洋世界體系。這一體系以全球為舞臺，表現出鮮明的海洋性特征，在內容和結構上都適應了英國面向海洋發展的需要，并對世界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英國海洋世界體系的建立

　　1588-1805年，在經歷了數百年同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的海上爭霸斗爭之后，以1805年特拉法爾加海戰的勝利為標志，英國最終取得了對海洋的絕對統治地位。到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海權優勢達到了頂峰。在強大的海權基礎上，英國逐步建立起以它為中心的“世界體系”。這一體系與英國海洋戰略和海洋思維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也可以被稱為海洋世界體系。

　　全球存在的英國海權既是英國主導的世界體系的一種表現，也是服務于這種以推行自由貿易、構建全球秩序為主要追求的世界體系的。其中，維護英國主導的海洋秩序既是英國海權的根本要求，也是英國海洋世界體系的核心內

　　二、自由貿易:英國海洋世界體系的經濟追求

　　建立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是英國海洋世界體系最核心的經濟追求。1846年，英國廢除了谷物法，此舉標志著英國正式開始全面推行自由貿易政策。1849年，英國又廢除了歷史悠久的航海條例，實現了海洋的自由開放。到1854年，英國甚至允許外國船只參與英國沿海貿易。1859年和1860年，英國分別同俄國和法國簽訂了以實現自由貿易為主要內容的商約。英國力求通過率先實行自由貿易，來帶動建立一個由它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從而促使英國主導的商業規范、航運制度、法律體系和國際規則在全球范圍內的建構和推廣，以實現商品、資金、人員的自由流動。而一旦實現全球自由貿易，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掌握最先進的造船工業和航運業，以及建立了最發達的海洋服務產業的英國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因此，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決策層的普遍共識是，英國要成為一個捍衛自由商業以及自身海洋交通線的全球性強國。

　　在維多利亞時代，自由貿易制度的建立和拓展新市場的努力共同促進了英國對外貿易的繁榮。到1867年，英國的出口總額攀升至1. 81億英鎊，其中出口到英帝國以外地區的商品總值就占到了1. 31億英鎊。英國在全球不斷開拓新市場，尤其是在南美洲大力拓展貿易，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等都成為英國工業品的重要進口國。⑦與此同時，得益于全球自由貿易體系，英國從海洋產業中獲得的收益也在迅速增長。19世紀末20世紀初，倫敦作為全球貿易中心和金融結算中心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對于大多數進出口貨物而言，它們在倫敦的定價就是在全世界的定價。英國公司在全球貿易和商業服務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特別是在航運和海上保險方面占據了主導地位。

　　三、國際秩序:英國海洋世界體系的政治理念

　　穩定的國際秩序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海洋世界體系的政治理念，制定實現海洋自由開放的國際規則成為這種政治理念的核心訴求。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以追求海洋自由為核心，逐步建構起一套以自己的海洋歷史和海洋實踐經驗為基礎的國際海洋規則，這種規則成為近代國際海洋法中諸多重要規定的來源。為了維護海洋自由原則，英國推動訂立了多項關于航海和海洋管理的國際條約和協定，包括1841年的《倫敦海峽公約》,1856年的《巴黎宣言》,1871年的能敦條約》,1885年柏林會議上簽署的關于海洋自由通航的文件、1888年的《蘇伊士運河自由通航公約》,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上通過的《日內瓦公約原則適用于海戰的公約》,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上通過的一系列海戰規定，以及1909年主要規定封鎖和中立原則等。這些條約和協定有力地促進了國際海洋立法，從制度上確保了海洋的自由開放狀態。其中，1856年的《巴黎宣言》對于英國的意義尤為重大，簽字國一致同意廢除對英國威脅最大的私掠制度，同時徹底否定了一直困擾英國的“海上游擊戰”的合法性。②此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國際法學家還一直謀求將歐洲的法律準則推廣到全世界，特別是中國、日本、印度等亞洲國家，從而為它們建構一套商業法規體系。

　　四、英國海洋世界體系的維護與擴展方式

　　海洋擴張模式:網絡控制與有限戰爭，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帝國擴張沒有著眼于占領廣裹的海外領土，而是更注重占據可以控制展和深化。作為英美特殊關系的重要表現形式，英美在共同應對海上恐怖活動、各種形式的海上犯罪，以及在全球海洋事務的制度性安排等方面，都保持了密切的互動合作關系。有一種觀點認為，同樣作為海洋國家，美國也秉承了追求航行自由、重視貿易開放、推行均勢戰略、倡導民主政治等所謂的“盎格魯一撒克遜海洋思維”。這種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當前美國所主導的全球海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海洋世界體系的延續和發展。

　　五、對中國推動構建東亞海洋新秩序的思考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主導的海洋世界體系對當前中國的啟示可以概括為四點: 首先，穩健地增強海權力量，提升中國對東亞海洋事務的話語權。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得以構建起由其主導的海洋世界體系，首要條件是它擁有無與倫比的海權優勢，特別是作為硬實力的強大海軍力量。在此基礎上，英國掌握了國際海洋事務中絕對的話語權，建立了先進的海洋軟實力。在海洋競爭更為激烈、海洋爭端更加復雜的21世紀，中國若要更好地維護海洋權益，就必須穩健地增強自身的海權力量。

　　近年來，中國海軍現代化的步伐不斷加快，海軍建設朝著遠洋性、合成化、快速反應方向發展，以海警為代表的中國海洋維權力量也在顯著略的重點是開展廣泛、全面的國際合作，共同維護全球海洋安全和繁榮。有美國學者指出，這份文件代表了美國海洋戰略的新指向，它的題中之義就是加強中美之間的海上安全合作。著名學者詹姆斯·庫爾斯(James Kurth )也認為‘朱來美國海洋戰略的目標，是保護和促進那些出于維護和平和繁榮的共同目標而愿意同美國合作的大國的共同利益……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大國……中國未來將走哪條道路將深受美國對華政策和戰略影響，特別是其中的遏制與合作之間微妙而困難的平衡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因此，未來中國在國際海洋事務中能發揮多大的作用，既取決于中國自身的決心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將深受美國對華海洋戰略的影響。在21世紀的海洋博弈中，中美兩國是否能真正做到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審慎而準確地判斷彼此的戰略意圖，盡量避免出現海上摩擦和政治危機，不斷拓展兩國之間海洋合作的層次和水平，將極大地考驗兩國決策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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