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結構主義的語言學模式論文
[摘要]索緒爾開創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提出的共時與歷時、能指與所指、語言與言語、組合關系與聚合關系等思想原則開創了語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國結構主義以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為基礎，將語言學模式運用于人文學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學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結構主義文論排除文學的所指，專注于能指，力圖建構文學的內在結構，把握文學的普遍規律。語言學模式并且被結構主義者改造為普遍的二元對立原則運用于文學研究。
[關鍵詞] 結構主義 語言學模式 二項對立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法國結構主義思潮堪稱一場革命，它不僅樹立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而且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滲透進了文、史、哲、藝等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究其革命性的根本在于它對語言的高度重視，并將分析語言的模式用于解決一切非語言問題，在文學理論方面成就很大。
一、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模式
法國結構主義是以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為基礎的。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帶來了語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轉換，開創了語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認為是結構主義的創始人。
首先，索緒爾區分了共時性和歷時性，將傳統語言學注重語言的歷史和發展轉向關注語言本身，改變了以往歷史性研究帶來的混亂局面，開始了他把握語言普遍規律，建構語言結構的宏大目標。
第二，符號的意義與現實世界無關。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兩個因素組成。能指和所指猶如紙的兩面不可分割。例如，我們所聽到的“tree”這個詞的聲音便是能指，而這個聲音形象在我們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符號的任意性不僅指能指和所指的結合是任意的，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系，他們的結合是約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為整體的符號與現實之間的關系也是任意的，或說語言符號的意義與現實世界是無關的。索緒爾說“語言符號連接的不識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樹”這個符號在我們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義——一種植物，不同于現實世界中的真實的樹。
第三，符號在系統內的區別性特征決定符號的意義。語言符號的意義不是由現實世界決定的，而是由符號系統內符號與其他符號的區別決定的。在現實中句子是一個一個的詞依次出現的，呈水平方向展開，每個詞都與其前后的詞形成對立，詞的意義在這種對立中表現出來，索緒爾認為這是橫的組合關系，而在句子中還隱藏著一種縱的聚合關系。句子中的每個詞都與許多沒有在句中出現的詞形成對立。這種關系表現的是整個語言系統，隱藏在人的頭腦中。
每個詞，每句話，每個語言符號都在這種縱橫交錯中意義才得到確定。而后一種關系在索緒爾看來尤為重要。“紅”與“黑、黃……”形成對立，而在英語和漢語中它的對立項很不相同，比如在漢語中“紅”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與喜、福……對立，在英語“red”就沒有這些對立項，這樣就造成“紅”和“red”在漢語和英語中有著不同的意義，這完全是由兩種語言符號系統決定的。
最后，語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個語言的內在結構。語言符號的意義是由整個符號系統決定的，在此基礎上，索緒爾做出了一個大膽的區分，分開了語言和言語。語言是指語言符號系統，言語是這一系統所產生和決定的個別交際行為。語言學應以語言而不是以言語為研究對象，盡管言語千差萬別，但有著共同的內在結構，在言語中只能體現這一內在結構的一部分，只有在整個語言系統中才能把握決定著生成每句話的內在結構，即存在于每一種語言中的語法體系。
二、語言學模式在結構主義中的運用
結構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學派或學說，而是一場在方法論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爾特說結構主義是“分析文化現象的一種模式，而這模式來自當代語言學的方法”。在這場大規模的結構主義運動中，其在文學領域中的成就最大，對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的運用也最徹底。
法國結構主義文論內部也紛繁復雜，幾位結構主義的大師，托多羅夫、巴爾特、熱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語言學模式建構了自己不同的理論體系，但他們在運用索緒爾的語言學模式的過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論前提。
首先，結構主義高度重視文學能指，割裂文學和現實的聯系。我們已經分析過，在索緒爾看來，語言符號和它所指的對象事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語言和現實是分離的。而且詞的意義不是由說話人的主觀意圖和愿望所決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現實決定的，而是由整個語言體系所賦予的，是由其在語言符號系統內的與其他符號的對立和區別決定的。同樣，結構主義文論家堅決否定作者和現實作為解釋文學作品的起點，他們關注所指，忽視能指，關心的是意義產生的方法，而不是意義本身。他們認為作品的意義不是由作家的意圖和現實決定的，而是由作品這個自足體決定的。從而文學研究從外部轉向內部，文學自身的結構等內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視。
其次，結構主義將索緒爾的'理論運用于文學研究，不是為了分析具體作品，而是建立一種系統地普遍有效的文學科學——結構主義詩學和敘事學。結構主義者用符號和體系的語言學概念分析文本的各個層次的結構，就是遵從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的區分，在此基礎上把握文學作品的普遍的規律。結構主義詩學和敘事學的對象是文學的一般規律，具體作品中只能體現詩學的一部分。正如語言學家應該能解釋尚未說出的句子的結構和組織，結構主義詩學和敘事學也應該能夠解釋尚未寫出的文學作品的規律。結構主義正由此出發認為“事物的真正本質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們在各種事物之間的構造，然后在它們之間感覺到的那種關系”。這一注重關系和結構的思維方式，是從整個結構主義的思想的基本假設邏輯的推衍出來的，并滲透到結構主義的方方面面。
最能體現結構主義特色的是，共時與歷時、能指與所指、語言與語言、系統差別決定意義等被結構主義者改造為普遍的二元對立原則用于文學研究。
結構主義文論力圖建構作品的深層結構和意義，而這一深層結構和意義就是通過二項對立實現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結構主義詩學》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二元對立的概念。他說“其實，結構主義分析中最重要的關系又極其簡單：二項對立。語言學的模式也許還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點卻是確鑿無疑的，那就是鼓勵結構主義者采取二項式的思維，在所研究的各種素材中尋求功能性的對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項對立”是結構主義的關鍵詞。因為在結構主義者看來，二項對立不僅是支配語言符號系統的規律，而且是支配人類文化活動各個符號系統的規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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