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金蒙關系的文獻史料探究論文
金蒙之間的關系為北方少數民族史研究中的重點之一。依筆者目前所見，較大篇幅記載金蒙關系的史料至少有16部，包括5部官修史書、2部行程錄、4部文人筆記等，同時亦有域外人所撰的史書。這些史料受到編纂人的學識、信息來源、個人情感以及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的限制，難免造成史實記載的差異乃至相悖，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今人對金蒙關系的判斷。木文以《金史》、《元史》、《歸潛志》等主要史料為例，為今人了解金蒙關系，恰當的運用和使用相關史料，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史料的史事比較
金朝盛強之時，蒙古“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自章宗始，金朝口漸衰微，其治卜的蒙古部則口益強大，金與蒙古之間的關系亦隨之發生變化。對于金蒙之間的相關史實的記載，南宋、金、蒙古等史家所載基木一致。如關于術華黎、勃魯父子伐金事件的記載。在《金史》中見于《許古傳》《烏古論德升傳》《從坦傳》《郭文振傳》《趙益傳》《侯小叔傳》《完顏合達傳》《馬慶祥傳》《綸石烈牙昔塔傳》等列傳;在《元史》中則見于《術華黎傳》《石抹字迭兄傳》等列傳。雖然散見于各列傳中，但相關記載卻并無太大差異。這是由于《金史》為元官修史書，而《元史》則是明人根據元十三朝實錄修撰而成，二者雖然修撰于不同時期，出于不同人之手，然所依據的史料卻基木一致而造成的。
但是，不同朝代的史家在記載金蒙關系史實時的立足點和史學視角是不同的。首先，以金朝的視角記載金蒙關系的史料主要有《金史》、《歸潛志》、《大金國志》、《遺山文集》等。其中《歸潛志》一書由山西渾源人劉祁撰寫而成。劉祁為金朝人，是諸多事件的經歷者，且寫作態度嚴謹，因此，該書所載史事“青得其實，故《金史》木傳稱祁此《志》于金末之事多有足征，《哀宗木紀》全以所言為據”。其次，以蒙古為立足點記載金蒙關系的史料主要有《元史》、《新元史》、《雙溪醉隱集》、《蒙古秘史》、《圣武親征錄》等。‘川如《蒙古秘史》一書，所載成吉思汗伐金的相關史料，即以成吉思汗的視角進行了記載。在成吉思汗率軍圍攻金中都時，他認為摧毀金朝的力量尚不具備，故言“不服水上，得了疫病”，以得時機，積蓄力量。而以宋朝為立足點記載金蒙關系的史料則主要有《黑勒事略》、《蒙勒備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黑勒事略》和《蒙勒備錄》均為南宋人所撰，同為見聞錄，故對于蒙古的戰略戰術有所記載，如《黑勒事略》載:“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不撓，可里萬眾;千騎分張，可監百里;推堅陷陣，全藉前鋒;枉革當先，例十之三”。《蒙勒備錄》亦載:蒙古“無步卒，悉是騎軍。·一凡出師，人有數馬，口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最后，域外史家記載金蒙關系的史料主要有《多桑蒙古史》、《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在《世界征服者史》一書，對于金朝與成吉思汗先祖之間的往來有所記載，“在成吉思汗出現以前，他們沒有首領或君長。每一個或兩個部落分散地居住著，他們不互相聯合，他們之間進行著不斷的戰爭和敵對行動。其中有的人把搶掠和暴行、不道德和放蕩視為英勇和美德的行為。金朝皇帝經常強索或掠取他們的財富”。
二、史料的史源比較
陳坦先生曾言:“史源不清，濁流靡己”，并強調“讀史當觀其語之自出”，必須“一一追尋其史源，考正其訛誤”，以達到“練習讀史之能力，警惕著論之輕心”。故研究金蒙關系的史料，亦應注重其史料的來源。
其一，史料來源是實錄、檔案以及文人著述，《金史》、《元史》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為代表。《金史》一書所依托的主要是《金實錄》、元好問的《中州集》和《壬辰雜編》以及劉祁《歸潛志》等。據土德朋統計，“《歸潛志》共涉及金代人物420余人，記載較為詳備者達372人，最后經過慎重篩選，有51人的列傳進入《金史》，古《歸潛志》所記人物總數的1 00左右”。可見《歸潛志》一書對于《金史》的重要性。《金史》還取材于“《遺山文集》的碑銘表志揭部分”，豐富了寫作的素材。《金史》是金蒙關系的基木史料，因原始文獻多己散佚，幸賴《金史》一書為我們直接或間接保留了關于金蒙關系的記載。《元史》亦是研究金蒙關系的基木史料，與《金史》之不同在于敘述戰爭更加連貫以及詳備，闡述了蒙古攻金的戰略戰術及戰法等，由蒙古攻金可以窺探出其戰略方式的轉變。《元史》主要依托元十三朝《實錄》、《經世大典》、《國朝名臣事略》和《后妃功臣列傳》等書修撰而成。《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為南宋李心傳所撰，于宋嘉定九年(1216年)成書。此書多取材于官修史書和檔案副木，又排比有關原始材料，還加上作者自己的分析、論斷。木書作者生于成吉思汗時代，又旁及時人議論金蒙戰爭，故其書史料價值相對較高，可是作者木人未能親歷金蒙戰爭，終是為此書留有缺憾。那么，以史料來源的角度考察此三部書，當以《金史》和《元史》為佳，因為《元史》倉促而就，其中缺漏必是頗多，故以《金史》為最佳。
其二，史料的來源是作者所見聞，其中以《歸潛志》、《遺山文集》、《黑勒事略》、《蒙勒備錄》和《雙溪醉隱集》為代表。《歸潛志》為研究“金蒙關系”現存文獻中最原始的史料，其原因在于作者劉祁親歷金蒙戰爭，屬當代人記當代事。《歸潛志》作為一部筆記史料，對于某些細微之處，《金史》未必有所載，對于研究金蒙關系，可補《金史》之不足。姚從昔曾說:“此書就史源學說，是當事人親述經歷，自為研究金朝史(特別是建都汁京時代)重要史料之一。《啊黑勒事略》是由南宋彭大雅撰寫，并由同代人徐霆作疏的一部關于蒙古的見聞錄。彭大雅和徐霆分別在1232年和1235年隨奉使到蒙古，均將自己的見聞記錄成書，其后以彭大雅稿為底木，徐霆稿將其與之不同記載作疏，故合成此書。因彭大雅奉使到蒙古時間為1232年，而金于1234年為蒙古所滅，遂親歷史事，故史料可信性高。《蒙勒備錄》為南宋趙琪所撰。1221年，趙琪奉命至燕京與蒙古術華黎國土議事，其后將自己出使期間的見聞著錄成書，為研究蒙古的戰略戰術以及幽燕地區的金蒙之間的戰爭提供了史料。《雙溪醉隱集》是耶律楚材子耶律鑄所撰。其集早佚，此書是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六卷，編成《雙溪醉隱集》，收詩832首，詞4首，文28篇。金朝為蒙古所滅時，耶律鑄年僅13歲，故其詩文中關于金蒙關系的描寫多為傳述，與當代人記當代事相比史料價值較低。然而，其詩文多資考證，又自注所提供的.材料，故成為后世考據史實的根據。《遺山文集》為金朝的元好問所撰，共40卷附錄1卷。此書以史涉及金代帝土和重大歷史事件，其特點主要是以銘人敘事存史，同時，作者亦親歷諸事件，故其史料來源甚高。因此，“《遺山文集》堪稱是晚金史，關干金后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均有記述。由于作者視點、取材和寫作方法的特點所決定，又具有正史所不載的史料和特征”。如此，在五部史書中，當以《歸潛志》和《遺山文集》史料來源最原始，當為金蒙關系的第一手史料。
綜上所述，從史源而言，當屬《歸潛志》、《遺山文集》和《蒙古秘史》最為原始。三部文獻的作者均親歷史事后撰寫而成。可是，《金史》和《元史》是在三部史料的基礎上，又采取其他原始文獻所修撰，有記載詳備、連續的特點，故其為研究金蒙關系最基木史料。此外，域外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雖保有部分史事的原始性，然而與《金史》和《元史》相比仍稍顯遜色。可是，域外史書最大特點在于剔除偏見，秉筆直書。其實，各部史書可以相佐證或補充，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研究金蒙關系。
三、史料的價值比較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與《大金國志》、《蒙兀兒史記》、《元史》的史料價值比較。金宣宗時，關于向蒙古貢獻岐國公主求和的史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醚靶款塞》、《大金國志校正喧宗皇帝上》、《蒙兀兒史記·后妃傳》和《元史·太祖紀》均有相同的記載。從成書年代上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成書于1216年，《大金國志》成書年代頗具爭議，都興智認為“《大金國志》當系宇文氏所輯，非后人假托，宇文氏應是元朝人而不是宋朝人”，而《元史》和《蒙兀兒史記》分別成書于明朝和清朝，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史料價值相對較高。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與《蒙勒備錄》的史料價值比較。金世宗統治時期，對蒙古各部的征殺、掠虜，“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謂之減丁”。蒙勒備錄》一書中亦有相同記載。那么，從成書年代上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成書于1216年，而《蒙勒備錄》的作者趙琪于1221年與蒙古國土術華黎議事后所撰寫，其成書在1221年后，故兩者相比《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史料具有原始性。從史源角度可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多據官修史籍和檔案副木，少及旁人議論，《蒙勒備錄》多是作者所依出使見聞成書，況世宗“減丁”政策離作者木人生活年代略久，故《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史料價值較高。
《金史》與《多桑蒙古史》的史料價值比較。關于金蒙“鳳翔之戰”的記載見于《金史·白華傳》，同見于《多桑蒙古史》，因后者是瑞典人多桑所撰，并取材于《續通鑒綱目》、《元史類編》、《元史》等第二手史料，《金史》則取材于當代人記當代事的文獻資料，故二者記同一史事時史料價值之高當推《金史》。
《蒙古秘史》與《元史》的史料價值比較。《蒙古秘史》載:“金精兵在憧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邃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此亦記載于《元史·太祖紀》。因明修《元史》參考《蒙古秘史》，從史源學的角度而言，《蒙古秘史》所據更加具原始性和真實性，故《蒙古秘史》的史料價值較高。
木文對記載金蒙關系的主要史料進行了簡要述評，辨析了這些史料的價值。以期推進學界對于金蒙關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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