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歸來讓鄉村老師成為高效的教育者

　　“如果你之前了解過學愿橋，請先忘記小額資助這個概念。”學愿橋的創始人之一朱丹娜(Danna)說，“我們現在算是二次創業。”

　　Danna是典型的九零后，熱情爽朗，從外交學院畢業即全職投身學愿橋，至今已經三年。同她一起創業的，還有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的黃可仁(Keren)。

　　學愿橋—BEAM，Bridging Education And Mobility，萌芽于北京周邊的打工子弟學校。

　　Keren在美國學習期間，輔修了教育學位，一直認同教育對孩子、對社會的價值。Danna在大三那年作為交換生在美國待了一個學期，“發現美國年輕人的狀態跟我們很不一樣，他們真的是在追尋自己人生想要的是什么。”反觀自身，Danna很是慚愧，“我們在外交學院整天談中美關系，但是真的不了解我們自己的國家。”

　　2012年，Danna回國之后開始有意尋找一些與支教和公益相關的實習，恰巧遇到剛回北京的Keren和她的幾個朋友在北京周邊的打工子弟學校進行一些義務教學、捐贈衣物等活動，當即加入。在那里，她們發現，學校的老師們很有想法，比如他們想給學生建廣播站，發展學生們的興趣愛好，但是苦于沒有能力又得不到學校的支持，只得放棄。

　　“我們當時就覺得，與其絞盡腦汁創造一些項目給孩子，不如直接去支持老師實現他們的想法，老師才更懂學生們的需要。”這一理念后來成為指導學愿橋發展的方針—“支持一位老師，影響一群孩子”。

　　確定方向之后，學愿橋得到了一些社會捐贈。接下來的半年多時間里，Keren和Danna將幫助對象鎖定在北京周邊的打工子弟學校老師和鄉村支教老師身上，老師們提交項目申請書，申請小額資助，學愿橋審核每個項目，并予以資助。

　　第一批，一共有來自云南、廣東、甘肅等17位老師的項目通過審核，“孩子們的需求特別簡單，比如一塊小黑板、幾支畫筆，成本不高。”廣東一位支教老師申請了小黑板項目，一塊市價只有16元的小黑板，讓課堂參與率從5%上升到97%。

　　這期間Danna正在準備畢業，論文、專八等事情全涌在一起，但她還是能清楚記得每一位老師都做了什么。“一旦你開始做這個項目，所有的細節所有的人都經你手，就做著做著停不下來了。”

　　畢業后，Danna沒有按照之前的規劃，到外交部或新華社這樣“高大上”的地方工作，而是選擇全職留在學愿橋。“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會去媒體，也在電視臺實習過，做過校報主編，但是都沒有很爽很對的感覺。我還蠻確定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此時，學愿橋的資助對象已更多轉向鄉村教師。截至2015年，學愿橋資助超過800個項目，4萬多名學生從中受益。但時間久了Keren和Danna發現，鄉村教師由于視野的限制，創新性并沒有預想的那么強，而且真正有動力去做這些事情的老師，更是少數。

　　她們跑到很多學校，和老師們同吃、同住、同學習，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感受。她們堅信，一個為老師服務的公益機構必須真正了解老師。

　　經歷了這些，她們發覺，職業上創新的動力和方法，才是鄉村教師真正面臨的問題。

　　Danna和Keren亦跟美麗中國、西部陽光、麥田計劃這些多年來服務西部教育的公益機構交流，又買回一堆教育類的理論書籍“啃”，試圖以更理性、專業的眼光，看待鄉村教育問題，并找到解決方法。

　　“我不認為我們是在做慈善，也不認為是做公益，而更愿意說我們是一家教育機構。”Danna說：“真正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當你認為你做的`是教育，給的東西卻是錢，那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通過在鄉村的考察和調研，她們發現，鄉村英語老師是一個特別的群體，“他們年輕，思維活躍，視野也相對廣闊。”Danna說，“但教英語在鄉村中小學是很尷尬的，肯定比不上語文、數學。所以這些英語老師就屬于有抱負又不知道怎么施展的那種。”今年3月，學愿橋萌生了幫助這群獨自努力的英語老師的想法。

　　是時，學愿橋的初創成員因為各種原因相繼離開，只剩下Danna和Keren兩個人。“去年的時候也很懷疑自己，為什么總是有人走，但是今年要做的事情清晰之后，也就覺得安心了，沒那么慌了。”Danna說。

　　調研中Danna發現，即使是在鄉村學校，90%以上的老師都有智能手機。今年3月22日，Danna試著在微信群里和100多位來自廣東和甘肅地區的英語老師一起用闖關的方式共讀繪本。“把一個有趣的故事揉碎了，用說、唱、演的方式帶著老師每天學習一點點，且每天布置‘作業’，完成之后方可通關進行第二天的學習。”Danna希望用這樣的方式提高老師的英語水平、豐富教學方法。

　　“原來英語可以這樣有趣地教”、“感覺找到了工作的主心骨”、“我和學生都樂在其中，好期待作業”—群里老師們的反饋，給了Danna和Keren信心。

　　此后學愿橋的產品線逐漸清晰。運用微信、QQ等互聯網工具，以社群共學為核心產品，老師們通過注冊學愿橋號，所有的學習和交流活動都在線上的社群里進行。學愿橋將社會化學習、游戲化學習、在做中學三種基本的教育模式教給老師，再引導老師教給學生，讓教學變得有趣、實用、隨時隨地。

　　而之前的小額資助則成為了整個系統中激勵機制的一部分，老師們可以通過完成在線學習或推薦新用戶，獲得積分，用積分換取資助。

　　傳統的教師培訓體系分為教育系統內和商業培訓兩大塊，而在鄉村主要依賴的是教育系統內部的培訓。這些培訓多是講座形式，理論化、形式化，一次性輸入，沒有后續跟進。老師們在培訓時會得到很多信息，但是回到班級上執行時仍然會遇到問題，而身邊又無人能幫助解決，之后就會放棄，仍然用傳統的方式上課。

　　“我們肯定不能像那些專家、教授一樣去搞講座啊，我們是九零后，要用互聯網+的模式。”Danna半開玩笑地說。學愿橋相信，教師是一個專業度極高的職業，和醫生、律師、麥肯錫咨詢師一樣，需要真正了解他們能解決他們問題的專業的支持體系，從而提升職業幸福感。

　　“現在的公益教育項目資助的對象都是孩子，但是很少有人能把目光放在老師身上，這也越發凸顯我們所做的事情的意義。”Keren說。

　　目前，學愿橋的發展主線基本已經確定，從“獨自努力的英語老師”，到“英語老師”，再到“所有老師”。在學愿橋的官方微信上，寫有這樣一段話：學愿橋的使命，是通過移動互聯網的方式，讓每一位老師都有機會成為一名自信、高效的教育者。

　　2016年3月之前的學愿橋和現在的學愿橋，做的完全是兩件事，但有了前三年的經歷積淀，才有了現在的學愿橋。“現在有想法的年輕人很多，但是不夠成熟、強大，不可避免會去追求名和利，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可，這樣就很容易走來走去。”Keren建議，“把目標放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上、放在我們能做什么上，不要放在我想做什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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