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王�！保�31場維權官司非常態

　　【當事人檔案】2007年5月至今，小方(化名)在每家企業務工平均百天左右就離職，之后就將企業告上法庭。他總共起訴了12家企業，法院為此開庭約20次，勞動仲裁10余次，總共打了31場官司。除1起被法院駁回、1起還在上訴之中，其余的都贏了。他的這些“戰果”也讓寧波一些服裝廠的老板聞之色變，他被冠以“維權狂人”的稱號。

　　2009年12月15日清晨，沿海城市寧波籠罩在一片蒙蒙小雨之中。

　　小方(化名)一大早就起床了，他簡單地洗了把臉，然后急匆匆地往公交車站趕。他要趕往數十公里外的鎮海區勞動仲裁委員會遞交勞動爭議申請書。小方趕到鎮海勞動仲裁委員會時，正好上班，一名工作人員接過他的申請書，看了一眼，就收下了。小方說，按照慣例，這算是立案了。

　　這是他兩年多來打的第31場勞動維權官司，維權在他過去的兩年時光里，已經成了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也給他換來了“職場王海”和“維權狂人”的稱號。

　　被逼出的“王海”

　　小方的老家在寧波下屬的縣級市余姚�？瓷先ビ行┦萑醯男》�，說起話來還會臉紅，可一談起維權，他就顯得非常激動。

　　在成為“維權狂人”前，小方是寧波一家知名服裝廠的一線業務骨干。那時候，26歲的他，和多數從農村出來的孩子一樣，沒有什么大的想法，只想好好打工賺錢。但在2004年11月，他因勞動待遇發生分歧被工廠開除后，想法變了。按照小方的說法，當時廠里常讓他們加班，又不付加班費，他找負責人談判被當作了“出頭鳥”。被開除后，小方越想越生氣，“我并沒做錯什么，難道就這樣算了?”在經過一番思量后，他把服裝廠告到了法院。

　　這場歷時約兩年的官司，對初中沒畢業的小方來說，成了一筆寶貴財富。他沒有專業法律知識，也沒錢請律師，那段時間，沒事就往圖書館跑，“啃”有關勞動保障方面的法律書，遇到好的內容就復印下來。官司在按程序進行著，勞動仲裁、一審、二審，他每天奔波在勞動部門、法院、工會之間，不停地和相關部門打交道。那兩年，他幾乎什么也沒做，專心致志地打著官司。官司的結果，用他的話來講，是“有輸有贏”，法院支持了他的加班工資和失業補助金訴求，其他的訴求卻被駁回。他最大的收獲，是熟練地掌握了關于勞動方面的法律知識。

　　在沒有打官司前，小方和所有務工人員一樣，只是模糊地知道超時工作，單位要支付加班費。打完第一場官司，他突然明白，原來法律對工作時間、社會保險都有明確規定，對工廠拖欠、克扣工資、不簽勞動合同、違法解約的行為有懲罰性質的賠償。

　　在精通這方面法律后，小方在之后打工時就很容易發現問題。“老板們都是能省就省，能給員工少發錢就少發錢，能不給的待遇就不給。這時候，如果你選擇了沉默，就等于縱容了老板這種‘劣行’。”小方說。他選擇站出來，和老板們對簿公堂，“是想喚醒更多人的維權意識，因為權利是靠自己爭取的，不是靠老板們施舍的!”

　　因維權而失去愛情

　　小方是個細心人，在打工的時候，他很注重收集證據，只要發現企業有用工方面的漏洞，他就毫不猶豫地辭職，然后去告企業。這種頻繁的維權行動，使他成了勞動仲裁部門和法院的“熟人”和“常客”。

　　2007年5月，小方在寧波鄞州區石碶街道一家服裝廠找到一份工作。不到3個月，他便和單位解除了勞動關系，理由是單位未支付加班費。接下來是仲裁、訴訟，最后是單位敗訴。

　　從那之后，小方把這種維權模式用到了他工作過的每一家企業。他的手法是：在每家單位待的時間一般不超過3個月，然后要么以各種理由提出解約，要么投訴到勞動部門導致被開除，最后起訴。“從2007年至今，我一共打了31場官司，還幫助別人打了20多場，基本都贏了。”談起這些戰果，小方有幾分得意。

　　和小方在公堂上對過陣的兩名律師介紹，小方雖然沒有受過正規的法律培訓，但是對法律條文的掌握已經到了很熟練的程度，證據采集得也較為專業、翔實，法律意識明顯強于普通務工者。一些準備不足的被告，有時會聽得目瞪口呆。

　　“新的《勞動合同法》出來后，促進了企業勞動用工正規運作，但我也發現一些企業有規避嫌疑。比如一張工資單，除了實發工資一項，還有加班費、社保、病假、曠工等項，企業只給你填寫實發工資，就叫你簽字。你一旦發現工資待遇不公，提起訴訟，企業就自行在工資單上填寫其他空白項造假，讓你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談到一些企業的不規范用工，小方顯得很無奈：“有些事，對有些人來講忍一忍就過去了，對我來講，卻不能忍下去。”

　　兩年多的維權生涯，最令小方感到自豪的是，他在2008年幫助女朋友打贏了一場勞動爭議官司。“我們要求被告企業賠付加班工資、基本養老保險、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等共計4876元，最后得到了法院全部支持，官司贏得很漂亮。”談起自己的女朋友，小方的神情黯然了很多。他們現在已經分手了。

　　小方的女朋友是一個河南姑娘，本來兩個人定在2009年8月份結婚的，他找到社保局要求給女朋友按本地人辦一份社會保險，但是因為女友的戶口在河南老家，社保局不同意。女朋友回家開戶口，就一去不復返了。在分析女朋友與自己分手的原因時，小方稱，主要是他這樣頻頻跳槽打官司，使她沒有安全感，女孩子想過一份安定的生活，這些他卻給不了她。

　　斗士還是麻煩制造者

　　小方的維權方式，在業內引起強烈反響，也令當地的一些服裝企業老板叫苦不迭。

　　據小方說，現在好多服裝企業的老板，一聽到姓方的，就要審查半天，看是不是他。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他和企業在氣勢上換了個位，“我的第六家單位和第五家單位是同一個廠長。進廠20多天，我們碰見了，他認出了我，然后讓我別干了。廠長的母親曾當著我的面說，‘我們廠小，你放過我們吧’”。

　　好在寧波的服裝企業多，并且都缺工人，所以，小方總能找到打工的地方。

　　而有些企業，面對小方的起訴，干脆是不應訴，判了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就是不執行。有的老板在法庭上當面威脅他，說下來之后非收拾他不可。

　　為避免被報復，他悄悄地搬了個住的地方。目前，知道他住處的只有一個要好的工友，他們每天都要聯系一次，如果兩天不聯系，工友就會找上門來，怕他出事。小方的家人對他也很擔心，多次勸他回老家做些小生意，但是小方不為所動。

　　小方的行為，讓他和目前的勞動用工關系“大流”格格不入。“他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勞動者，因為他工作的目的并不是想為企業、為社會創造社會價值，而是麻煩的制造者。”一名和小方打過官司的老板稱。

　　但是，小方的維權行為卻贏得了和他有一樣經歷的打工者的紛紛喝彩，他們把他稱為“職場王海”。

　　寧波一名仲裁員認為，“職業維權”對啟發勞動者的維權意識有一定進步意義，但“維權過度”或以“打短工”的形式頻繁跳槽索賠，擠占和浪費了大量寶貴的司法資源。

　　寧波鄞州區法院多次主辦過小方案子的周法官表示，正是企業在用工管理中存在著不規范的地方，才給了小方“可趁之機”，企業也要吸取教訓。從法律的角度看，勞動者的合法維權行為應予支持和肯定，但對于“過度維權”行為應予以教育和引導，良性的勞資關系需要勞資雙方共同維護好。

　　小方承認他的維權理念“有些超前”，但自己的維權之舉純屬無奈：“他們不停地侵權，我只能不停地維權，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企業好好學習法律。我打官司并非為了錢，按法律規定，勞動者的工作收入明明可以買肉、買好一點的衣服，老有所依，可因為企業的違法用工行為，勞動者實際掙的錢只能買菜、買便宜貨，老了還有后顧之憂，你會甘心嗎?”

　　狂人其實很孤獨

　　小方活得很孤獨，有時也感到很無助。“你沒有在工廠待過，你不知道這里面有多黑!”他說。

　　他拿出一份裁決書說，“我在這家企業只干了兩個月，企業就少給我近5000塊錢，如果你放棄了，就什么也沒有了。我這樣做，是想讓更多的打工者明白，權益是自己爭回來的。同時也想對那些老板講，善待自己的員工，員工們都不容易啊!”

　　小方在打工者中名聲越來越大，前來找他打官司的人越來越多。在力所能及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他會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幫別人打一些維權官司。通過粗略計算，作為公民代理，他代理了17起案件，主要涉及的仍然是勞動爭議案件。但是，不知為什么，寧波有些部門明確告訴他，不認可他的公民代理行為。這在小方看來，是一種“報復”行為，因為這些部門的工作人員不想看到他這樣維權，所以剝奪了他的公民代理權。

　　有件事有點“黑色幽默”，小方還為一名老板做過公民代理，與老板的雇工打官司。他理直氣壯地表示：“誰說我盡跟企業老板過不去?事實證明我也在為老板維權。”

　　而小方的出名也頗有戲劇性，有關部門見小方頻頻前來維權，于是把記者找來，想對這種行為寫一個批評報道。記者卻從另外一個角度發現了小方身上的新聞點，報道見報后，反而讓小方更加廣為人知。

　　“現在很多外來務工者找我，有傾訴委屈的，有讓我幫助打官司的，我都來者不拒，還貼錢給他們復印法律材料。” 小方稱，由于自己復印量很大，復印店老板給他開出了“貴賓價”：A4紙復印100張8元錢。而不論走到哪里，小方都背著一個老式帆布包，里面裝著各種各樣的法律資料和證據采集設備。只要你和他討論勞動維權方面的問題，他立即拿出來，和你“引經據典”半天。而小方采集證據的“維權硬件”就花去了近萬元：包括載著他奔波于各家法院的電動車，專門用于采集證據的錄音筆和DV機等。另外，他還特別購置了臺式電腦，“有了電腦，找資料方便了，還能把錄到、拍到的語音、圖像證據保存起來。”

　　這兩個月，小方還在網上開了博客，目的是“把自己維權的經驗告訴更多的人”。他的QQ簽名是“公民的權利受法律保護。任何人、單位不得非法侵占和破壞!”

　　采訪后記：誰制造了“職場王海”

　　小方是一個看上去很弱小的人。因為要拍攝照片和核實一些資料，我曾兩次打電話約他當面采訪。“我去報社找你吧，你別來找我了，我的地方不好找!”每次他都這樣說。每次來的時候，他都是急匆匆的，因為和他同行的還有幾個需要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工友。小方是一個標準的農家子弟，他的想法很樸素，“打工的都不容易，再被老板坑一下，你要是再不還手，他們坑起人來還以為是名正言順的呢!”

　　作為一個記錄者，我很佩服他的執著。我所在的城市是一個充滿了外來務工人員的地方，我供職的報社，隔三岔五就接到務工者權益受到侵害的投訴。在對那些有新聞價值的事進行公開報道時，我發現外來工在給這座城市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在遭受著因為權益被侵犯的心酸。我所詫異的是，面對法律規定的種種對勞動者保護的條例，那些老板哪兒來的膽子敢對勞動者的權益如此漠視?正是由于侵犯勞動者權利的用工單位普遍存在，才造就了小方這樣的“維權狂人”和“職場王海”。

　　在現實生活中，打工者維權的渠道本來就狹窄，要不然就不會發生那么多的武力逼薪、跳樓討薪等極端事件。小方善于運用“法律武器”來“討說法”，等于給眾多務工者上了一課，也給那些漠視工人權益的老板上了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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