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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時期春節飲食習俗介紹

時間:2021-01-10 14:05:37 春節 我要投稿

漢唐時期春節飲食習俗介紹

  歷史漢唐是由立春節慶向現代的春節大年節的過渡時期。它表現為兩個演進過程:其一為節慶日期由以立春為中心,逐漸過渡到以正月初一為中心,如《荊楚歲時記》所云:“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即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所以漢唐人稱之為元旦;其二為單一型態的立春農事節慶逐漸過渡到復合型態的新年節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以除疫、延壽為目的的飲食習俗,其主要表現就是飲椒柏酒、屠蘇酒、桃湯,吃五辛盤、膠牙餳等。早在漢代,元旦便與飲椒柏酒的習俗結合在一起了。椒酒在先秦時曾是楚人享神的酒醴。到了漢代,“椒”又與壽神之一的北斗星神掛上了鉤。

漢唐時期春節飲食習俗介紹

  據東漢崔?《四民月令》說:“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耐)老,柏是仙藥。”可見,當時人們已相信元旦飲用椒花柏葉浸泡的酒,能使人在新年里身體健康,百疾皆除,延年益壽。魏晉南北朝時,人們在元旦除了飲椒柏酒外,還興起了飲屠蘇酒的習俗。《荊楚歲時記》中說:元旦“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淤散,服卻鬼丸;各進一雞子。”屠蘇是一種藥劑,南朝梁人沈約《俗說》云:“屠蘇,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歲除夜遣閭里藥一劑,令井中浸之,至元旦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飲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者,亦不知其人姓名,但名屠蘇而已。”顯然,最早的屠蘇酒是預防時疫的一種中藥配劑,在元旦取浸過屠蘇藥劑的井水飲用,含有新水崇拜的意味。后來,晉人葛洪曾用細辛、干姜等泡制屠蘇酒,逐步演化為用一些中藥來泡制酒,以起治病防病的作用。吃五辛盤也是為了健身。魏晉時將大蒜、小蒜、韭萊、蕓苔、胡荽稱為五辛,在元旦時,人們將這五種辛香之物拼在一起吃,意在散發五臟之氣。唐代著名醫學家孫思邈在《食忌》中說:“正月之節,食五辛以辟癘氣。”

  他在《養生訣》中亦云:“元旦取五辛食之,令人開五臟,去伏熱。”按照現代科學觀點,元旦之際,寒盡春來,正是易患感冒的時候。用五辛來疏通臟氣,發散表汗,對于預防時疫流感,無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吃五辛盤反映了漢唐人們把新年健康的追求寄托在元旦這一天。五辛盤是后世春盤,春餅的雛形。唐代時,人們對五辛盤作了改進,增加了一些時令蔬菜,匯為一盤,號為春盤,取其生發迎春之義,在元旦至立春期間食之。如唐代《四時寶鏡》中言:“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關中記》也說:“唐人于立春日作春餅,以春蒿、黃韭、蓼芽包之。”隨著時間的推移,春盤、春餅,春卷的名稱相繼更新,其制作也越來越精美了。元旦中的其它一些食物,也多寓吉祥之意,表達人們對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元旦吃“膠牙餳”,這是一種飴糖,古漢語中“膠”與“固”相通,膠牙即固牙,俗傳吃了這種糖之后可以使牙齒牢固,不脫落。大約自漢代起,元旦期間大吃大喝已成風氣。據《漢官儀》和《后漢書·禮儀志》等書記載,漢制規定,每年元旦,群臣都要給皇帝朝賀,稱為“正朝”,皇帝便大擺筵席款待群臣,君臣飲宴歡度佳節。此后,在魏晉至唐,元旦朝賀,皇帝大宴群臣成為定制,如曹植《元會》詩中描寫三國魏時元旦賀宴會云:“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宴此高堂。”晉時元旦朝賀皇帝時,皇帝要給百官增祿,每人賜醪酒二升。宴會上,“冠蓋云集,樽俎星陳。肴蒸多品,八珍代變。羽爵無算,窮樂極宴。”

  唐代宮廷元旦朝會不僅沿襲漢晉舊俗,而且由于天下一統,經濟文化繁榮昌盛,元旦宮廷宴會自然成為曠代之舉。元旦之日,唐朝皇帝不僅要受漢族百官朝賀,而且來自遠方少數民族和附屬國的首領和使臣也來奉禮恭賀。因此,朝堂大殿筵席紛陳,鐘鼓喧天,絲竹震耳,歌舞升平,預祝新年國運亨通。正月十五元宵節,又稱上元節,是新年的第一個月圓之夜。元宵節起源于漢代,但對元宵節的起源,自古以來即有幾種說法,其中一個主要的說法是,漢武帝采納方士謬忌的奏請,在甘泉宮中設立“太一神祀”,從正月十五黃昏開始,通宵達旦地在燈火中祭祀“太一”天神,從此形成了這天夜里張燈結彩的習俗。

  東漢時,佛教傳入中國,佛教中聚集觀燈的習俗又與之結合起來。這樣,正月十五燈火輝煌的活動,既有祭太一神的舊俗,又有燃燈禮佛的虔誠,成了一個獨具風采的傳統節日。漢唐時,元宵節并不是吃湯元,湯元始于宋代。魏晉南北朝時,人們在這一天主要是喝豆粥,《荊楚歲時記》說:“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正月半宜作白粥泛糕。”唐代時,人們在晚上觀燈之時,喜食一種粉果和焦(饣追),焦(饣追)是一種油炸的帶餡圓面點,焦(饣追)與湯圓的外形和內餡完全一樣,所以有人認為,焦(饣追)實為炸元宵,不過它是用面制作的。上述漢唐時的元宵節食俗,主要為一些小點心,宋代以后,元宵節的飲食就日益豐富起來。歷史

  吳楚七國之亂(前154年)

  發生在漢景帝三年(前154)的一次諸侯王國的叛亂。參與叛亂的七國的國王是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西王印、膠東王雄渠。吳王濞為這次叛亂的主謀。七王的血統關系如下:

  七國之亂的根源,是強大的王國勢力與專制皇權的矛盾。諸呂當權以及漢文帝劉恒繼統等政治事件,加劇了這一矛盾。七國之亂的導火線,則是漢景帝劉啟采納晁錯的《削藩策》,削奪王國土地。

  王國勢力強大的局面,是漢高祖劉邦時形成的`。楚漢相爭階段,劉邦迫于形勢,分封了異姓王。漢五年(前202)劉邦稱帝后,共有異姓王七人(見異姓諸侯王)。他陸續消滅了除去長沙王吳芮以外的六人。他認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緣故,所以在異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為王,即同姓九王。高祖并與群臣共立非劉姓不王的誓約。

  漢初的同姓諸王國,土地遼闊,戶口眾多。由于同姓諸王與高祖血統親近,效忠漢朝,起著拱衛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強的問題這時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當權的呂后違背誓約,立諸呂為王。呂后對于受封為王的高祖諸子,控制很嚴,有些國王甚至被摧殘致死。齊王肥是高祖長子,地位尊貴,呂后對他雖有猜疑,但卻難于處置。齊王肥獻城陽郡地與呂后之女魯元公主,主動調整同呂后的關系,才得以相安無事。

  呂后專權以及分封諸呂為王,激起了劉姓諸王的強烈反對,王國勢力與專制皇權的矛盾,以劉姓諸王與擁劉大臣團結反呂的形式表現出來。呂后死,諸呂聚兵,準備發動政變。當時齊王肥的兒子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宿衛長安。他們暗約其兄齊王將閭領兵入關,共滅諸呂,由將閭繼承帝位。劉將閭應約起兵,長安方面派遣大將軍灌嬰出擊。灌嬰屯兵滎陽,與劉將閭相約連和,待機共伐諸呂。這時,劉章在長安與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協力消滅了諸呂勢力。群臣認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較可靠,估計不致出現類似諸呂弄權的嚴重問題。于是協議,舍齊王將閭而立代王恒為帝,即漢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繼統,地位本來不很鞏固。漢初所封諸侯王,到這時都經歷了兩三代的更迭,與文帝的血統關系逐漸疏遠,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國,功臣如絳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勢,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諸皇子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國是擁有四十余城的大國,地理上居于牽制東方諸國、屏蔽朝廷的關鍵位置。其三是采用賈誼提出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舉足輕重的大國析為幾個小國,例如析齊國為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七國,以已故的齊王肥的諸子為王。這樣,齊國舊地雖仍在齊王肥諸子之手,但是每個王國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縮小,而且難于一致行動。此外,爰盎、晁錯針對淮南王長驕橫不法,都提出過削藩建議,文帝礙于形勢,沒有實行。

  文帝時一再發生王國叛亂。原來,朱虛侯劉章和東牟侯劉興居雖有反呂之功,但他們曾有擁戴齊王將閭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對他們沒有以大國作為封賞,只是讓他們各自分割齊國一郡,受封為城陽工和濟北王。城陽王章不久死去。濟北王興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親自擊匈奴的機會,發兵叛亂,欲襲滎陽,事敗自殺,濟北國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長謀反,被廢徒蜀,死于道中。這些事件預示著王國與中央政權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亂的先兆。所以賈誼在上漢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嘆說:“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按指淮南王長謀反),親兄之子西鄉(向)而擊(按指濟北王興居擬襲滎陽),今吳又見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專制皇權和地方王國勢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錯所上《削藩策》,下詔削趙王遂常山郡,膠西王卬六縣,楚王戊東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吳王濞會稽等郡。削藩之舉激起了諸王的強烈反對。吳王濞首先與齊王肥諸子中最強大的膠西王卬聯絡,約定反漢事成,吳與膠西分天下而治之。膠西王卬又與他的兄弟、齊國舊地其他諸王相約反漢。吳王濞還與楚、趙、淮南諸國通謀。削藩詔傳到吳國,吳王濞立即謀殺吳國境內漢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分別起兵。原來參與策劃的諸王中,齊王將閭臨時背約城守,濟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為國內親漢勢力所阻,未得起兵。吳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錯所議削藩的主要對象。他致書諸侯王,聲稱起兵目的是誅晁錯,恢復王國故地,安劉氏社稷。在他的影響和策劃下爆發的這次叛亂,遍及整個關東地區,形成東方諸王“合縱”攻漢的形勢,震動很大。

  楚王墓兵馬陶俑出土現場徐州市郊獅子山村土

  吳楚七國之亂圖

  吳國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那時在江淮之間叛亂的淮南王英布敗走吳越,高祖認為東南之地與漢廷懸隔,非壯王無以鎮之,而高祖親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劉濞為吳王。吳國是五十余城的大國。吳國的彰郡(轄今蘇西南、皖南、浙北之地)產銅,濱海地區產鹽,吳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鑄錢、煮鹽,所鑄錢流通于整個西漢境內。吳國以船運載,一船相當于北方數十輛車,有較高的運輸能力。吳國由于經濟富足,境內不征賦錢,卒踐更者一律給予傭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時,吳太子入朝長安,由于博奕爭執,被漢太子劉啟(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擊殺,引起了漢吳雙方的猜疑,吳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為了籠絡吳王濞,賜以幾杖,允許不朝。吳王濞驕橫不法,以珠玉金帛賄賂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圖在政治上取得他們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吳王濞起兵廣陵(今江蘇揚州),有眾二十余萬,還兼領楚國兵。他置糧倉于淮南的東陽,并派遣間諜和游軍深入殽澠地區活動。吳楚軍渡過淮水,向西進攻,是叛亂的主力。膠西等國叛軍共攻齊王將閭據守的臨淄,趙國則約匈奴聯兵犯漢。景帝派太尉周亞夫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派酈寄擊趙,欒布擊齊地諸叛國,并以大將軍竇嬰駐屯滎陽,監齊、趙兵。曾經做過吳國丞相的爰盎,建議景帝殺晁錯,恢復王國故土,以換取七國罷兵。景帝在變起倉猝的情況下接受了這一建議,處死晁錯。暫時居于優勢的吳王濞認為自己已經取得了“東帝”的地位,拒不受詔,戰事繼續進行。

  在吳楚軍西向攻取洛陽的道路中,景帝弟劉武的封國梁國橫亙其間。吳楚軍破梁軍于梁國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當時周亞夫率漢軍屯于梁國以北的昌邑(今山東巨野東南),他不救梁國之急,而以輕兵南下,奪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蘇洪澤境),截斷吳楚軍的糧道,使其陷入困境。吳軍多是步兵,利于險阻;漢軍多是車騎,利于平地。戰事在淮北平地進行,吳軍居于不利地位。梁國又堅守睢陽(今河南商丘南),吳軍無法越過。吳軍北至下邑(今安徽碭山境)周亞夫軍營求戰。結果吳軍一敗涂地,士卒多饑死叛散。周亞夫派精兵追擊,吳王濞率敗卒數千遁走,退保長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蘇鎮江)。漢遣人策動吳軍中的東越人反吳。東越人殺吳王濞。楚王戊也軍敗自殺。吳楚叛亂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結束。

  在齊地,膠西等王國兵圍臨淄,三月不下。漢將欒布率軍進逼,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諸王或自殺,或伏誅。齊王將閭為漢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擬奪取帝位,后來還參預過七國之亂的策劃,特別是在被圍困時又與膠西王等通謀,因此不能見容于漢,被迫自殺。在趙地,趙王遂撤兵堅守邯鄲,酈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吳楚兵敗,也不肯入漢邊助趙。欒布平定齊地諸國后,還軍與酈寄共同引水灌邯鄲城,邯鄲城破,趙王遂自殺。

  七國之亂的平定,鞏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漢高祖分封子弟為大國所引起的矛盾,并為漢武帝以“推恩策”(見推恩令)進一步解決王國問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田余慶)

  彭城之戰(前205年)

  彭城之戰在漢高帝二年(前205年)四月發生,是楚漢戰爭其中一場大戰,項羽以三萬精兵在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一帶擊潰漢軍數十萬人,是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

  項羽鴻門宴擺宴,劉邦借機逃脫,項羽率軍向西,進入咸陽后,下令屠城,又令英布在長江中殺死楚義帝,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出兵齊地(今山東大部)攻打田榮,二年(前205年)四月,楚軍膠著于城陽(今山東荷澤東北),在洛陽的劉邦見機不可失,集合漢軍與五諸侯兵共56萬人從洛陽出發,以為義帝復仇為名,向東討伐項羽.攻占彭城,中途有彭越帶領三萬人加入漢軍。此役漢軍大勝,劉邦在“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竟疏于防衛。項羽得知彭城失陷,立即率領精銳3萬,由魯(今山東曲阜)一路南下,越過胡陵(今山東魚臺東南),到彭地西郊的蕭縣(今安徽蕭縣西北),第二天早晨乘其不備發動進攻,至中午大破漢軍,將漢軍壓迫于谷、泗、睢水地區,漢軍潰敗,被殲十余萬人。項羽收復彭城,又緊追不舍,至睢水上(今安徽淮北市西),漢軍被淹死十余萬人,“睢水為之不流”(阻斷一河水流)。楚軍擄去劉邦的父親太公、母親劉媼和夫人呂雉。劉邦受困彭城西側,短兵器已可刺及,他用舊情使楚將丁公放行,此時西北方向突然刮起大風,一時天昏地暗,劉邦同子劉盈、女魯元公主等數十騎突圍出奔下邑(今安徽碭山)。此役漢軍元氣大傷,劉邦的諸侯紛紛背漢投楚,劉邦只好收集殘部,退守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古滎鎮)。此戰之后,劉邦和項羽的軍隊在滎陽相持不下.

  手工工藝水平

  <P手工工藝水平西漢手工業的發展,還表現在高超的手工工藝水平上。<P1968年,在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發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長信宮燈”,制成一個宮女雙手執燈的形象,十分生動,設計更為精巧,可以拆卸,燈盤可以轉動,燈罩可以開合,隨意調整燈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宮女頭部可以拆卸,體內空虛,右臂與煙道相通;通過煙道而來的蠟炬的煙被容納于體內,以保持室內的清潔。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墓中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是由2000多塊玉片和黃金制成的絲縷編綴而成,其制作工藝精美絕倫。<P在西漢,官營手工作坊中,主要生產者是工奴和刑徒,私營作坊中的勞動者,主要是奴隸,只有家庭手工業的生產者是“編戶齊民”。漢代燦爛的手工業成果,就是由這些刑徒、奴隸和家庭手工業勞動者創造的。

  皇甫嵩為何輸給了董卓?

  八校尉

  八校尉

  漢代率兵守衛長安及城郊的八校的長官。漢武帝為了加強對長安城的防護而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八校尉之秩皆為二千石,屬官有丞及司馬。中壘本為中尉的屬官,武帝時從中尉下分出而升為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專掌位于長安西南郊上林苑的苑門屯兵;長

  ■圖

  水校尉掌長安西北郊的宣曲胡騎;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射聲土;虎賁校尉掌輕車。

  八校尉統領的軍隊是從地方或少數民族中選募來的常備兵。八校皆屬精勁之旅,而胡騎、越騎尤為重要。

  西漢時統領者多為皇帝的親信。

  東漢時將中壘校尉省去,又將胡騎并入長水,虎賁并入射聲,只剩下五校尉。史書中常見的“五營”、“五校”,即指五校尉所屬的軍隊。兩漢時的諸校尉都以戍衛京師為主要職責,東漢時五校尉多由宗室擔任,兼任宿衛宮廷的任務。

  兩漢時校尉也常率兵出戰,如西漢時代大宛、伐羌,東漢時擊匈奴、烏桓,諸校尉也參與其役。

  (吳榮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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